2022年11月25日，“当代中国风景研究的多种进路”跨学科工作坊成功举办。工作坊由华东师范大学西方前沿文论创新团队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青年分会和《文艺论坛》编辑部协办。会议邀请了吴晓东教授、张箭飞教授、唐克扬教授、叶超教授等专家学者共30多人参会，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在跨学科对话与融合的背景下，从景观设计学、地理学、建筑学与媒介理论等不同的领域对风景这一综合性研究对象展开讨论，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风景研究的最新成果。
上午的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拥华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文科院吴文钰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嘉军教授受邀致辞。吴文钰教授对参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并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在跨学科团队建设方面的情况。王嘉军教授介绍了西方前沿文论创新团队的人员构成和研究重点，同时指出风景研究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研究领域，本次会议的与会专家来自文史哲、建筑、地理、设计、表演等不同学科背景，正体现出风景研究的跨学科特性。
工作坊随后进行主题发言。第一场的主题为“风景问题与当代文学理论”，由汤拥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做了题为《作为反思性维度的风景》的主题报告，他重新思考了风景如何创生、风景的装置如何遮蔽和隐匿等问题。对于遮蔽与隐匿，在米切尔编著的《风景与权力》中，所谓的隐匿是一个风景“抹除自身的可读性、把自身自然化的过程”，因此反思性的工作，就是追溯风景是怎样抹除自身的可读性，又怎样把自身自然化。这就是对风景的自然化的历史过程进行洞察和还原。而在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中，生产和劳作被祛除，风景也是有关控制和操纵的表达。风景起源问题中内涵了一种悖论图景，一方面是对起源痕迹的抹除，另一方面，现代风景装置中也天生内涵了自反式的机制。风景的装置遮蔽和隐匿自身的重要途径，就是“把自身自然化”。吴教授还提出严酷的眼光和撒旦的观景方式有助于催生一种残酷地理学，至少可以让我们在欣赏如画美的同时保持一种美学的警惕性。吴教授最后倡导，建构一种风景研究的审美政治学，或寻找各学科关于风景研究的最大公约数。
武汉大学文学院张箭飞教授做了题为《沙漠风景与文学呈现：一种环境史的视角》的主题报告，追溯了沙漠作为景观的定义和描述，考察了沙漠被感知和认识的历史过程，提出环境史研究可以为沙漠风景研究提供一个通道和交叠面。张教授指出，环境史和历史学一样，也是一种人文探索，而环境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能够给历史学家提供更为传统的关注对象，如战争、外交、政治、艺术等，增添基础知识和视角，揭示这些关注对象与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的潜在进程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沙漠风景的文学呈现会透露出气候、风力、植被、人地互动等信息，而关联的深度模式（depth model）文学研究则需要依托环境史展开。当沙漠作为批评概念或气候变化指示物会如何呈现自身时，张箭飞教授以卡尔维诺的一句话启示我们，每个城市都从她面对的荒漠获得自己的形状：于是，赶骆驼的人和水手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处在沙的荒漠与水的荒漠之间的苔斯皮那。（苔斯皮那是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一个城市意象，这座城市呈现给从陆路和海路而来的人不同的风貌。）
在回应环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嘉军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顾文艳讲师对两位发言者的报告做出评议与回应。王嘉军教授指出，吴教授高屋建瓴地指出风景与权力的关系，风景与权力的关系以及风景在意识形态背后的运作，我们可以建构一种揭露隐秘的社会关系、渗透着种种权力关系的风景学。如何在分析风景背后之权力运作的同时，又如吴教授说的不“煞风景”，平衡风景观看中的审美视角和权力分析视角，或对其背后的权力作出更严密的界定，恐怕是这种风景学研究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在对张箭飞教授的回应中，王嘉军教授指出，张教授关注的是人与风景的关系，沙漠对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沙漠环境影响到了其生活体验，进而影响到了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张教授的报告启发我们也观照中华文化中的沙漠体验，它与对水域文化的民族认同一样，也潜移默化塑造了我们的审美体验和民族意识。顾文艳老师指出，吴教授的发言提到反思性本身藏在自反机制之中，遮蔽了人工性的过程，需要用“缝隙”去撬动风景装置，从而体现出自我身份；而张箭飞教授关于沙漠风景的发言则是一个完美的印证，一种开放性的阐释模式。张老师找到了这个“缝隙”，沙漠有着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维度，同时又有着环境史的维度，研究方法的增多也印证了风景研究的未来。
（顾文艳老师）
第二场的主题为“风景、景观与地理”，由《文艺研究》编辑部李松睿老师主持。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唐克扬教授做了题为《梦境：风景，地理和文学想象》的报告，探究如何以建筑来表现梦境，同时以科学的方法使梦境可视化。唐教授指出他的报告源起于《无名的故乡》一书，探究如何为城市风景的设计和评价灌注文化的“意义”。梦境作为一个结构，建立梦的意义可以诉诸现实空间，可以用建筑来表现梦境，梦境是对这个原型结构的某种认识；而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梦境，使梦境可视化，是研究梦的结构、过程和机制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发现梦背后绝对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院叶超教授做了题为《情景之间：段义孚的地方经验与书写艺术》的主题报告，以对段义孚人文地理学思想的独到分析，探究情感与景观的交叠及其理论效应。叶超教授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封面图切入，提醒我们关注“景观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三个论断：情感与景观的交叠；所有景观都是情景；从自我出发看景观。从“中国”到“沙漠”再到“美国”，叶超教授为我们呈现了段义孚丰富的地方经验，并总结道，我们可以用段义孚自己的话来概括他的书写艺术：对一个地方生动或逼真的描述，也许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叶教授提出，人在情景之中，是一个Being-in-the-world的命题，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朝向人的本质的。景观都是情景，情景就是自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徐磊青教授做了题为《当代中外风景园林研究的主题与变迁》的主题报告，对国内景观期刊进行了多角度的数据分析，展示出当代中外风景园林研究前沿地带的变迁。徐教授从关键词组团、传统研究方向、国家政策与时事热点、期刊发文总数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等方面来对国内景观期刊进行分析，用关键词共现、研究主题分析等方法阐明景观研究的数据特征，为我们呈现了当代中外风景园林研究主题与变迁的具体面貌。
在回应环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娱玉副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姚云帆副教授对三位发言者的报告做出评议与回应。在对唐克扬教授的回应中，吴娱玉老师指出，历史中的风景、梦中的风景和景点中的风景，是我们辨认故乡、辨认周遭的环境和迷失的东西时的重要依据，梦境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观看风景的方式。当重新靠近过去的记忆时，梦境便以一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呈现出来，每次的呈现都是不同的状态，这种状态更接近回忆中的状态。对于叶超教授的报告，姚云帆老师指出，在段义孚的地方经验书写中，他所选的地方都是非常没有地方性的，呈现出宇宙或世界城邦的家的状态，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地方书写传统。同时，地方经验与现象学学者对地方的描述差别是很大的，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地方与符号的关系，在地方经验中，地方的作用是符号性的，它作为索引性的符号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徐磊青教授的报告，姚云帆老师指出，徐教授为我们展示了中西景观研究中的趋势变迁，对于景观期刊的探究能够使我们看到清晰的研究脉络。同时姚教授还指出，景观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区域隔绝，区域联通也是景观在起作用。
（姚云帆副教授、吴娱玉副教授）
第三场的主题为“现代上海的城市景观”，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叶祝弟老师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林峥副教授做了题为《五条人与作为新风景的乡村》的主题报告，以五条人乐队为案例分析了一种“城中村美学”的崛起。五条人的音乐是一种“混沌民谣”，具有解构秩序的特点。被五条人用来做乐队标志的塑料袋形象是随意飘动的，在城市这种高楼林立的地方，塑料袋就是不守规则的东西，它产生的暧昧与现实场景形成拉扯，就产生了一种诗意。同样地在演出海报中，五条人也用瓜子花生的轻松消闲来消解红头文件的严肃性。林峥老师指出，五条人在作品中非常喜欢使用“猪”的意象，把它们置放在都市光怪陆离的景观中，以一条猪四两拨千斤地解构了“文明”与“不文明”的现代/传统、城市/乡村的等级阶序。林老师指出，五条人的意义在于把握并提炼出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属于中国小县城和城中村的美学，有别于中产阶级作者式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视角，又突破了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的限度，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属于中国小县城和城中村的美学。带着粗犷鲜辣的泥土气息。
同济大学建筑系朱宇晖讲师做了题为《骨法用笔——姑苏东山造园笔记》的主题报告，以其在苏州东山的造园实践，解说中国传统建筑“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的线性美学特质及其当代延续与再生路径。朱宇晖老师谈到在苏州东山的造园实践，他极富创意地提出我们仍处在“后乾隆”的空间审美语境下，对色彩、材质、雕琢等有一种执念式的占有欲。他与团队伙伴合力造园，名为“月出”。该建筑以人造缓坡、点石、飞径、坡亭，营造与墙外青山相呼应的别样“山境”，与建筑内部的空间游动形成了曼妙呼应。“山境”的营造尽可能浑然天成，脱却斧凿痕迹，却又暗含“骨法”，磊落不群。朱老师指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是塑造这个饱含中华古典情韵的空间的要领。伫立在院落中的坡亭山道，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之感——整体的空间逻辑始终力求呈现大自然和大中华的气骨奔涌之势。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汪涤副教授做了题为《近代上海都市风景绘画的多元现代性》的主题报告，分析了上海城市景观与上海风景画相生互证的关系。汪涤老师分享了许多名画中的上海都市形象，豫园、外滩公园、上海大厦、复兴公园等著名景点频繁地出现在都市风景绘画作品之中。汪老师指出，提到巴黎与印象派的关系，巴黎是印象派的一个背景；而上海风景画之于上海，是集中于上海有代表性的城市景观，以风景来突出标志性建筑的重要性，这也体现了文化的多元特性。
同济大学中文系汤惟杰教授做了题为《胶片上的“绿茵”故事——电影与现代上海公园》的主题报告，以一部短片为材料，回溯了上海城市绿化的变迁及上海公园的发展史。在汤教授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百年间私园向公众开放的历史，公园作为公共空间也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在电影到来之前，由私园改为公园的事实已经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展露，例如《海上花列传》就多次提到作为故事情节发生背景的明园，小说后被改编成电影《海上花》，也可以看作是上海公园景观的一种呈现。电影《捕象记》则记录了1971年上海西郊公园捕象小组组织50余人奔赴云南西双版纳捕捉小象的过程，以及将小象“版纳”从版纳运回上海的情景。此外，汤惟杰教授还提到，北京历史上第一所公家动物园是北京动物园，它是在政府干预之下向公众开放的，而上海的私园转为公园则更多地是自发形成的。这也可以看出京沪两地最早公园的起源之间存在的微妙区别。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朱军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黄金城副教授对四位发言者的报告做出了回应。在对林峥教授的回应中，朱军教授提出如何界定五条人的创作，不是简单的城市艺术或乡村艺术，而是一种社会行为艺术，它对乡土艺术有一种超越，有一种自上而下的革新性。从都市亚文化的角度看待五条人的创作可能更加契合，这是后革命时代的一种抵抗的反映，它是问题性的而不是答案性的。作为一种街头的现实主义艺术，中国乡村音乐的独特性，不仅体现了小人物的书写历史，而且展现出音乐与场景之间巨大的联结，体现出某种意义的快感和认同，更体认为一种新的文化探索。在对朱宇晖老师的回应中，朱军教授提出，将古典美学运用到造园实践中非常令人感佩。在造园中真正实现了气韵生动、气象万千，同时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趣，在田园生活中得到安顿，这是一种真正的家宅建设。田园生活也把我们引到了现实生活中，这亦是一种人的发现。
黄金城副教授对汤惟杰教授的报告做出了回应，他从汤惟杰教授提及的《捕象记》幕后故事出发，讨论了风景之为风景的美学机制。他结合柄谷行人的相关论述认为，在现代世界的合理化进程中，主体与客体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美学和艺术转向主体性和内在性，而自然界则被把握为单纯的外部世界。当自然事物仅仅作为人类行动的客体时，是无所谓自然美或风景的。因此，风景是现代世界中的一种审美建构，构成了一种认识装置，决定着现代人把什么东西看作风景。他由此回应林峥教授论及的五条人的口号“用相框框起来的才是风景”，认为该口号包含着对风景的理论自觉，并认为，城中村作为“风景”，其认识装置和文化逻辑是引人深思的话题。
第四场的主题为“现代文学中的风景体验”，由《文艺论坛》编辑部佘晔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魏然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穷人的风景：阿格达斯<深沉的河流>中的安第斯传统与声音》的主题报告，以文学作品中被压抑的克丘亚语者为线索，展现出认知安第斯风景的别样进路。魏然老师指出，乌拉圭评论家安赫尔·拉玛对秘鲁小说家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的研究就涉及到现代小说与地方性风景的关系，拉玛认为，文学运用有说服力的形象，使这个群体能够理解现实，并将自己安置在于现实之中。魏然老师探究了小说中克丘亚语的特殊功用，小说词语的声音能够建立词与物之间的转喻联系。克丘亚语这门穷人的语言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认知安第斯风景的进路。
南开大学文学院卢桢教授做了题为《域外风景体验：新诗发生学研究的一个视角》的主题报告，指出异国风景体验与文化行旅之于中国新诗发生的重要性，并就如何避免相关研究的程式化提出了多种建议。其中海外风景书写之于新诗发生的意义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对风景的塑造中，发掘出“异国”意象的多维内涵，将“异国”从形象上升到诗学主题的层面；二是借助在异国游走的风景体验，建构起新诗中第一代“旅行者”的形象序列，触发后继诗人展开对这一形象的集中抒写；三是在建构“风景体验的现代性”之过程中，与域外诗学形成共时性的交流和对话。最后，卢桢教授指出，作为早期新诗研究的一个视角，异国风景体验与文化行旅是新诗发生的推动性要素，值得定向深入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春田副教授和汤拥华教授对两位发言人的报告做出了回应。在对卢桢教授的回应中，张春田老师指出卢桢老师对新诗的讨论有了新的突破，新诗因受到域外经验的刺激，与中国古典传统发生了断裂。卢教授亦是在某种颠倒的意义上做出了这种文学史的追溯。在对魏然老师的回应中，汤拥华教授指出，外国形式的词可能最终要回归到本土形式的歌，这与柄谷行人的讨论形成了很好的张力。总体来说，最终可能并不是我们去想象风景，而是风景以想象的方式成为我们的资源。各个作家以不同的方式接触、靠近、揭示风景这个主题，每一种风景书写都在形成一种复调，理解了这种复杂性之后，才能形成从风景视角进入现代文学的考量。
第五场的主题为“跨媒介视域下的景观生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姚云帆副教授主持。浙江理工大学时尚学院表演系王音洁老师做了题为《站立在大地上，建自己的剧场—<乡祭·丰>稻田剧场谈》的主题报告，以表演系师生“稻田剧场”的创作实践为案例，探讨如何在世界之为图像的时代重建人与居所的关系。在播放了《乡祭·丰》短片后，王老师指出，生活作为剧场是带着审美维度的，而剧场是我们的稻田。祭是人跳进自己灵性深渊的那一刻，奇异的事情虽然很多，但没有一件事情比人更奇异。这种对稻田的回归不是创造而只是引发一个敞开域，在世界图像的时代，我们与稻田的关系更像是现代图像式的一种放置。在海德格尔那里，人通过离基而建基，也许正是人试图令自身脱离大地时所造成的撕裂创伤，也是人重新经验自己为居所的契机。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研究员陶赋雯老师做了题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元宇宙视阈下的“媒介历史观”》的主题报告，通过媒介传播，勾勒出风景记忆学、风景遗产化、风景元宇宙三个研究领域的轮廓。在风景记忆学中，陶赋雯老师谈及风景作为记忆是如何不断被建构的，为什么“江南”成为影视剧中一个相对永恒的表达场域。继而以江南意象的影像呈现为例，探讨江南作为风景“记忆之场”的表达是一种想象的精神“地域共同体”。在风景遗产化部分，陶赋雯老师以日本长崎“军舰岛”为例，这里曾是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劳工的史鉴之地、记忆之所，是历史的“负遗产”。通过媒介传播与变形，“军舰岛”的形象发生了多重变奏，它既是景观记忆——从人口麇集的岛屿变为著名的鬼城废墟；也是遗产记忆——以“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遗产”身份转型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为一种双重标准、遮掩晦涩的“黑色旅游”，需要做出彻底的历史清算，以建立真正的历史共同意识。在风景元宇宙部分，陶赋雯老师分析了当下虚拟增强的历史景观、游戏解构的历史叙事、再造的“弗兰克斯坦”三个面向，提出科技理性破坏了当代的风景。但与此同时，新概念“元宇宙”提供的风景复现，由虚促实，可以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和共情效应，通过数字技术构建更大规模、更沉浸式的全球化“虚拟风景世界”。
（陶赋雯副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明副教授做了题为《没有风景，或皆为风景——电影的勘景与置景》的主题报告，从电影创作的视角，多层次地探讨了风景与媒介的关系。吴明老师指出，我们在使用英文landscape或中文“风景”一词时，头脑中对于该词汇的语义所指和其对应的图像联想存在差别。吴老师从光学本体论角度追溯至西方创造风景画时使用的克劳德镜，这种凸面镜有着透视畸变、滤镜效果、框选作用，框选并不一定是物理实在的，它也是一种截取、框选的观看意识。所谓“没有风景”是指，电影中的场景无论是否取自实景，都不追求两者的对应性；所谓“皆为风景”是指，景框中的一切元素都用来构建画面，画面即为景。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副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戴宇辰副教授对三位发言人的报告做出了回应。在对王音洁老师的回应中，陆凯华老师指出，回归稻田是否寓意为回归本真性这一点有待商榷。在当代摄影技术的中介下，稻田剧场仿佛重新获得了一种间离感，回到稻田依然是在把稻田作为我们的装置，并不是回到大地，而是把大地作为一种装置。但对于在土地上实际操演的演员来说，其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在对吴明教授的回应中，陆凯华老师指出，吴明教授分享了令人受益匪浅的电影勘景等理论，电影恰恰是最典型的人为制造风景的艺术形式。
在对吴明老师的回应中，戴宇辰老师指出，吴老师从光学本体论来探究电影的勘景等理论，这与克拉里《知觉的悬置》中的探索有着相应的联系。说到中国和西方对于风景呈现的不同思维，对西方而言，风景作为独立于我之外的存在，要把各种细节表征出来；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没有显然的主客二分。这就联系到陶赋雯老师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作为记忆的遗产化，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巫鸿所提出的纪念碑性，所谓遗产就是我们把特定的物质作为纪念碑，构建过去与现在的关联。而王音洁老师恰恰是在探索一种超越主客二分的观看与表演模式，表演与观看都发生在非对应性、非表征的空间关系之中。
会议小结和闭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拥华教授主持，汤教授做出总结。首先，本次风景工作坊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对同一个主题展开的讨论中，与会老师们带来了高质量的论断，彼此之间又很好地形成了呼应。其次，我们能够看到跨学科的可能性，每位老师都贡献了新的理论建树，我们也看到了风景研究领域拓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第三，我们也在不同老师那里看到了理论与方法的反思与更新，例如吴晓东老师所提出的风景研究的反思性路径，又如张箭飞老师的沙漠美学不仅只是开拓一个领域，更是要更新一种美学话语。这些理论的新进展会促成稳定的问题关切，从而为风景美学的研究提供持久不竭的动力和灵感。在闭幕式的最后，汤拥华教授对会议的发言者、会议的组织者、线上线下的数百位听众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西方前沿文论创新团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当代中国风景研究的多种进路”跨学科工作坊就此圆满落下帷幕。
